為什麼BAT們開始發力AI+政府領域的應用？

如果說在2017年阿里雲棲大會中，馬雲高調發布的達摩院計劃，充分展現了阿里未來全面製霸人工智能時代的野心的話，那麼最近6個月阿里巴巴ET城市大腦的攻城略地，則代表 了阿里當前在人工智能應用方面的實際落子。

阿里的ET城市大腦，在2016年阿里的雲棲大會上被首次提出，並與杭州簽署了城市大腦框架合作協議；而到了2017年阿里的城市大腦急速擴張，分別落戶到澳門、重慶及雄安 新區之中，甚至目前已經和馬來西亞吉隆坡簽署了合作協議，通過阿里ET城市大腦技術解決吉隆坡的交通治理問題。

另外一個里程碑事件同樣出自BAT，騰訊在2017年年底與廣東省政府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騰訊與三大運營商廣東分公司合資成立“數字廣東”公司，旨在打造全國領先的“數字政府” ，實質上全面接管了廣東政務信息化的主體工作，並基於此結合三大運營商電信資源探索IoT+雲+AI的數字城市新模式。

第三個事件屬於目前國內AI頭部企業商湯科技，商湯與上海市政府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上海將藉助商湯的力量加強人工智能生態圈建設，從而推進智慧城市的創新應用。

當然，上述三個案例代表了ABCT（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技術應用於政府治理領域的不同路徑選擇——

阿里ET城市大腦是自上而下模式 ：即以智能交通調度等人工智能城市應用為先，基於阿里云成熟的資源構建城市大腦，並逐步打通、接入甚至接管試點城市的各項政務數據；

而騰訊模式是自下而上模式： 即更為務實地率先解決城市數據孤島問題，打通傳統政務信息化過程中各委辦局部門各自為政建設的IT系統，以統一電子政務平台連接數據，並往上催生AI+城市、AI+政府應用；

商湯與上海市合作的案例，可總結為生態賦能模式 ，即利用本身AI獨角獸背後的通用AI技術積累以及產業資源，與合作城市深度合作，借助其扶持資金、產業政策等要素建立AI本地產業生態，並以單點形式賦能到各AI+城市 應用之中。   

三種模式可總結為上面的這張圖形，模式結論由獨立產業觀察所得，僅供讀者參考。

從不是特別嚴謹的角度說，AI+政府是巨頭們在AI+產業方面第一次大規模、持續性投入的重要嘗試，這留給我們很多的遐想，為什麼選擇政府治理領域？ 而這裡的前置問題是， 為什麼AI+產業如此重要，AI技術一定要深入下沉到產業之中？

為此，我們先討論AI+產業的定位問題。

AI+產業的“上山下鄉”

我在此前 《科大訊飛、商湯、曠視……國內AI公司憑什麼支撐高估值？ 》 一文中多次提到，人工智能產業的未來，一定要深度結合產業場景，靠如智能鑑黃等單點的標準化AI技術服務，去銷售API接口或者License注定無法走遠。

換句話說就是產業定位的進化，比如在AI+安防領域，你可以定位於單點，比如生產攝像頭等硬件，或者做人臉識別算法提供商；你也可以定位於線，將自家算法內嵌到攝像頭 中，並提供後端整體解決方案做全棧服務；你也可以更進一步，深度參與到安防行業的運營中去，比如結合自家技術解決方案和數據運營，承諾一年內抓逃多少、提升破案率 多少百分比，通過AI賦能真正解決了產業的某些以往不能解決的痛點， 以AI賦能推動產業智能化步伐，深度參與到各產業智能化轉型升級之中，並從中分享到增量的紅利，而非游離在產業的邊緣，靠標準化技術服務分得冷飯殘羹。

 對於國內人工智能領域，喧囂的2017年在拼融資、拼上頭條、拼頂級會議論文中逐漸過去了。

2018年將會是極其重要的一年——獲得了大量融資的國內高估值AI公司們，需要明確找到並確立自身的產品化路徑，並在特定的產業領域深度綁定自身的產品解決方案 ， 實現技術與場景的深度結合 ，真正佔據如金融、零售等AI技術應用領域中的真正“營收頭部”，而非過往所謂的“估值頭部”、“技術頭部”， 這點趨勢非常重要。

我們實際上會發現，人工智能技術在特定場景的深耕，最終將逐漸由 技術問題轉變為運營問題 ， AI+產業的深度運營，其實質是對於各類單點技術服務提供商的降維攻擊，而降維攻擊是巨頭們最為擅長的武器。

 在 《科大訊飛、商湯、曠視……國內AI公司憑什麼支撐高估值？ 》 一文中，我提出了觀察AI公司進化的“點、線、面、體”理論。 對於目前多如過江之鯽的國內AI初創公司而言，其中相當一部分仍然停留在“點”階段，即提供單點技術服務階段，少數能把行業場景數據、業務、技術串成一條線， 提供整體解決方案。

而真正的AI技術產品化，我認為是在AI賦能下的產業深度運營，運營能力決定了產品化的高度。 以阿里ET城市大腦為例，其產品化程度取決於城市大腦解決了多少城市治理問題，比如治堵效率，這將決定城市大腦這個產品未來在其他城市的 可落地性和快速復制性 ，而絕非取決於大數據平台、算法等單點技術要素。

對於BAT等巨頭而言，憑藉AI賦能深入產業有著極其充分的理由—— 推動產業智能化步伐，深度參與到各產業智能化轉型升級之中，並從中分享到增量的紅利。 如最近阿里、騰訊紛紛加速了對傳統零售企業的戰略投資和收購，其背後邏輯也正在於此——憑藉自身大數據及新技術的賦能，顯著提升零售效率及孵化出如盒馬鮮生等“ 新物種”。

如果從商湯、曠視、依圖等國內純AI初創獨角獸角度看，他們同樣需要深入到產業中。 目前這批AI獨角獸實質是非常重的模式，先是人才上，優秀的科學家團隊搭建本來就是投入極大的事情，核心業務上我們也可以清晰看到全棧趨勢：從算法、技術解決方案 到前端硬件、AI芯片都需要涉及，才能構成完備的AI服務核心能力。

如果將互聯網初創公司比作特種兵小隊的話，那AI獨角獸就相當於具備完整火力配備的砲兵連隊，特種兵小隊專注於戰術本身，武器的話屬於實用主義、夠用即可，而砲兵連的考慮 重點是火力的極致輸出，業務領域上如果只是僅僅提供一些如智能鑑黃、人臉識別等基礎技術服務，或在消費級市場提供一些如Prisma等APP，則純屬“ 大砲打蚊子” ，是無法消化其估值的。

討論到這裡，我相信已經充分說明了AI技術為什麼一定要結合產業，AI+產業將對單點技術服務商產生巨大的替代作用（降維攻擊）， 而回到本文的主題上，為什麼會選擇AI+政府這個產業領域？ 這裡面有什麼玄機？

AI+政府為何如此重要？

當然，從直觀上說，巨頭以及獨角獸們重視AI+政府領域，首先有著打造樣板、享受蜜月期各種政策紅利的考慮。 而背後深層的原因，我認為是與AI+政府背後的巨大潛力有關，應該如何深刻理解其背後的大趨勢？ 本文認為，需要放在中國經濟新周期之下，才能夠看到其背後真正的“勢”和“道”。

目前中國經濟新周期、新常態已經成為了熱門詞彙，經濟學者們對此已經有足夠多的討論和解讀。

其中所謂的中國經濟新周期，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在於逐漸告別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嚴防死守地方債務風險，實現社會治理模式的改變，即降低社會治理成本以及政府執政成本，最終實現地方財政 的去槓桿以及可持續發展。 尤其在最近中央密集表態絕不兜底地方債務問題，這意味著在今後數年，地方政府需要勒緊褲帶過日子， 在這個背景下，縮減不必要的財政支出，以及探索提升社會治理效率的方案變得非常必要了。

 可以總結理解為：

1. 當前地方債務問題嚴峻，地方財政面臨大考；

2. 在新經濟周期裡，靠以往印錢補充財政是指望不上了，同時房地產熄火導致土地財政風光不再；

3. 中國社會治理成本極其高昂，當然如果能直接砍掉部分財政支出就更好了，如果砍不掉，任何提升社會治理效率的舉措都能大幅節約財政支出。

 當然，上述問題可結合兩個現象思考：為什麼我國沒有減稅空間？ 為什麼2017年有越來越多的公立三甲醫院，被出售給如華潤等企業？

本文無意也無法深入討論經濟問題，上述思辨文字，主要希望能啟發去思考未來中國社會治理模式的演進—— 中國傳統社會治理模式中，政府大包大攬全部治理工作 （即通過自上而下“行政控制”手段來解決全部社會問題）。 而在未來，或逐漸轉變為通過服務開放手段來建立新型社會治理模式，讓政府不再獨攬所有社會管理，鼓勵民營組織及民眾參與社會治理之中，如果社會自身能解決的治理問題就放權交 回給社會， 達到“小政府、大社會”的治理模式 。

 背後的深層原因，就是地方財政問題。

在未來，將會有更多的社會治理領域被開放出來，交由具有更好運營能力的社會主體去運營，使得社會自身消化其中的治理成本 ，這件事情本身目前有著越來越充分的政治經濟學理由 。

而即使從全球角度來看，目前在城市治理和服務領域，確實有巨大的提升空間，以教育為例，下圖一是英國20世紀初期的教室照片，圖二是我們熟悉的現代教室，通過 這組直觀的對比我們會驚訝發現，對於教育這個無比重要的領域，其教學模式實際上與100多年前相比，並未有顛覆性的不同。

一個並沒有太大疑問的趨勢是，在未來簡單的腦力勞動將會被人工智能所全面替代，如何讓傳統甚至古老的教育體係得以進化？ 除了政府本身以外，我們還需要來自互聯網、新技術領域的力量，而所幸的是我們看到了結合新技術的未來教育已經在初步集結。

回到AI+政府的討論上，一方面從歷史上回顧，智慧城市的概念並不新鮮，隨著ABCT（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技術的成熟，智慧城市或者說未來的人工 智能城市逐漸有了落地的技術土壤；而另外正如本節前面的討論，目前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激勵和動機，將部分社會及城市治理領域開放給科技界，促進城市的整體數字化轉型， 從而提升全社會的治理效率及財政效率。

比如以 交通治堵 為例，一線城市歷史上投入了大量的財政支出在治堵上面，但猛藥之下仍然不見顯著效果，何不嘗試交給機器智能？ 又如 食品安全管理 ，各種嚴打執法尚且不能治本，如果交給基於物聯網、大數據技術的智能追溯平台，通過新技術賦能代替傳統頭痛醫頭的監管模式，或者又是另外一幅畫面。

在過去政府往往會以甲方身份採購一些技術服務，試圖提升自身治理水平，但往往效果不佳，也容易導致一些亂象，同時浪費了大量財政支出。

而未來的趨勢，將會是逐漸脫離這種模式，在特定的社會治理領域將部分運營權交給科技界，並允許科技界基於此建立合理的商業模式從而覆蓋掉其中的運營成本。 同時並非是過往的PPP模式，傳統PPP更多是基於政府的治理權撬動金融機構，最終加劇了地方債務問題，而並無形成運營的可持續閉環。

為此，正如前文論述的，在傳統政務信息化中提供單點技術服務的公司，很可能將會被降維攻擊消滅掉， 而真正享受到城市及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紅利的，將會是目前這波湧入淘金的巨頭們。

這或許就是AI+政府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