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楓林網高貴、優雅、奢華似乎就是法國的代名詞，這裡時尚產業高度發達，人才輩出。 擁有百年曆史的巴黎時裝週，更是奠定了巴黎作為世界時裝之都的顯赫地位， 作為巴黎時裝週的唯一主辦方，法國高級定制及時尚聯合會（Fédération de la Haute Couture et de la Mode，簡稱 FHCM） 堪稱全球時尚界最具代表性的權威機構之一。
將巴黎世界時裝之都的地位打造得堅如磐石，是法國高級定制及時尚聯合會（FHCM）的使命，而只有不斷輸送新鮮血液，才能保證法國時尚產業長盛不衰——同時肩負培育新 晉設計師重任的FHCM，業務還包括促進新興品牌發展和時尚教育，其創辦的巴黎服裝公會學院和法國時裝研究所，是全球時尚界的兩大知名學府。 它還管理著Designer’s Apartment的陳列室，並為此開發了數字平台New Now。
視線轉向東方，中國的時尚產業飛速發展，越來越多的新生代獨立設計師都在創立自己的品牌，深耕中國市場的同時，他們也與歐洲時尚界發生著密切的聯繫，無論是求學、 辦秀還是國際市場的拓展。 剛剛發布的6月巴黎男裝周官方日程中，就出現了三位中國設計師的身影（詳見《華麗志》報導： 中國設計師孫小峰、上官喆和江奕勳入選6月巴黎男裝週 ）。
2018年3月的上海時裝週期間， FHCM 執行總裁 Pascal Morand 先生與華麗志創始人、 橙灣大學 校長 余燕 女士展開了一場深入細緻的對話，分享了他對於時尚產業演化，新一代設計師成長，以及品牌國際化的寶貴思考和獨到見解，相信對於中國的時尚創業者和企業家們會有不少 有益的啟發。
Pascal Morand先生自2015年起擔任FHCM的執行總裁，他的另一個身份是知名經濟學家，擔任 法國歐洲商學院（ESCP）教授和法國工程學院院士，這讓他能以更加開闊和全面的視角來分析時尚產業，在時尚界和學術界都享有盛名。 多年來他還致力於促進時尚、商業和教育之間的深度合作，對全球經濟及文化的許多重要問題都有獨樹一幟的見地。
余燕：擔任法國高級定制和時尚聯合會（FHCM）執行總裁以來的幾年裡，您認為全球時尚產業發生的最大變化有哪些？
Morand: 綜合過去幾年經濟層面和人文層面的發展和運動，時尚產業有四個最重要的變化因素——
第一是數字化 ，它超越了我們的想像，是一個全球性的變化，影響了時尚產業的方方面面。 有些技術並不是全新的，比如RFID (射頻識別技術)、人工智能、大數據和智能製造，但（當應用到時尚產業時）導致了合理化的流程與創意工作之間的衝突。
創造性設計的基本原則就是遠離理性，這和數字合理化的過程存在一定衝突 。
第二個變化因素是可持續性發展 。 可持續發展包含 CSR（企業社會責任）和環境保護等。 在某種程度上, 這似乎與時尚相抵觸, 因為時尚通常被認為是短週期的 。 但是可持續發展對於時尚越來越重要，我們需要做的不是對抗，而是合作，與新的製度、新的態度和具有包容性的創造性過程合作。
第三, 情感因素日益重要 ，而 “情感”是不容易被操縱 。 在西方文化中, 情感可以是張揚的, 在中國文化中, 情感相對克制。 創意產業的理念 (藝術、電影、時裝等)與進入情感和感官息息相關。 除了講述故事和傳統的營銷方法之外， 數字創新還創造了情感和感官交流的新方法 。
第四個變化因素——“4S” （ Street 街頭文化，Sports運動休閒，Sound音樂、Screen 電子屏幕 ）對大家來說並不陌生，但如今越來越被放大了。 奢侈品/高端時尚與4S文化有更強的交流合作。 4S的影響力非常大，奢侈品/創意品牌和4S文化有了更新的合作平台和商業模式。
早在80年代，設計師 Jean-Paul Gaultier 就在高端時尚中藉鑑了街頭元素，但那時只是大膽的嘗試。 現在這個趨勢更加普及化，比如 Louis Vuitton 和 Supreme的合作。 品牌的概念更加國際化，也發生了更深層的變化。
余燕：您在時尚商業教育領域耕耘了很多年。 您認為設計和商業學院的畢業生進入真實的時尚產業會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Morand: 我認為最大的挑戰是了解如何管理創意和設計。 高端時尚永遠是建立在“人”的基礎上，包括管理者，設計師等。 管理者和設計師之間需要對話和溝通，就像“陰陽”，兩者缺一不可 。 在品牌創立之初，可能是從設計師開始，建立粉絲。 但是發展到一定階段，品牌不僅需要設計師，還需要管理者。 此外，品牌還需要考慮數字化因素，科技發展和社會運動風潮。
法國在設計學術化與英國或美國不同，其他國家更注重設計的學術課程，我們則側重設計師從很樸素的學徒開始做起 。 我知道中國的學校也有很多討論，現在更偏向於學術化。 學生們可以在學校學習藝術和文化，在職業生涯中學習技術。 兩者的平衡非常重要。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正在進行一個大項目，合併從職業學校到博士學位，保證在設計、技術、管理和科技方面的領先地位。
巴黎是一座擁有巨大時尚技術和雇主資源的城市。 我們除了發展大的學校，也會給其他法國時尚學校開設論壇會議，幫助他們發展。 我非常欣慰看到年輕人綻放，成長地更加自信、強壯、開放並富有創意。 自信對於他們來說非常重要。
余燕：您認為現今的時尚產業，年輕的設計師和他們的前輩相比，是更容易還是更難於獲得成功？ 市場是否有足夠空間留給年輕設計師來發展？
Morand ： 我認為是更難了 。 在上世紀70年代，特許經營的模式使商業成功相對容易，尤其在日本市場的特許經營。 在現今的數字時代， 品牌更容易得到傳播，但是傳播的成本很高 。 年輕的品牌可能在國際上得到認知，但是相關知識產權，供應鍊等等非常複雜。 如今的品牌更容易顯山露水，但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卻變得更難 。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保持一個平衡，以支持這些新生品牌。
對於創意品牌，他們需要考慮消費者，但正如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所說的，消費者並不知道他們的需求，直到我們展現給他們。 創意設計的過程是一個交流和想像的對話 。 對於市場的反饋，大品牌可以通過組合系列來保持品牌標識。 在社交媒體充斥的當下，品牌很難保持自己的特質 。 品牌和設計師需要擁有自信。 這也是我們在教育上面臨的挑戰。
余燕：FHCM 在支持巴黎時裝周和法國時尚產業方面做了哪些具體工作？
Morand: 巴黎時裝週的政策和團隊力量非常強大，並能夠不斷自我革新。
我們支持新興品牌和中型品牌開發和整合數字技術。 在過去，無論是法國還是其他國家，科技和時尚的是兩群截然不同的人群。 但現在的千禧一代中，科技和時尚的人群趨同化，他們在一起工作，在一起聚會交流。
對於時裝週，除了基礎的數據庫等，我們還在進行活動的數字化。 也許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看到數字化的時裝週。 社交媒體方面，我們直到兩年前才開設了Instagram賬號，現在我們有13萬粉絲。 我們希望保持初衷，專注於創意，把具體的數字化方案留給品牌方自己去落實。
巴黎擁有很好的傳統和歷史，擁有很多藝術，文化的資源和創意人才。 巴黎時裝周非常國際化，有一半非法國品牌參與。 我們的名字“高級定制及時尚聯合會”中也沒有法國兩個字。 我們非常開放，非常國際化。
巴黎時裝周有很多大型的品牌和集團參與。 他們在時尚的前沿，並且擁有非常好的設計和管理的組織結構，以及對科技的開發和應用。 在展現這些大型品牌和集團的同時，我們也會支持新興品牌的發展 ，在2014年成立了遴選委員會。 （FHCM）執行委員會成員由100個國際品牌選舉形成，致力於時尚的創意和國際化。
余燕：《華麗志》最近採訪了很多中國的時尚企業，他們也有開拓國際市場的計劃，但是會遇到企業文化和人才方面的困難。 您認為（那些成功拓展國際市場的）法國品牌是如何在法國文化和各國本地文化之間保持平衡的？
Morand: 對於奢侈品牌，法國市場太小了（所以必須國際化）。 也有很多法國輕奢品牌並沒有在巴黎時裝週展示，但是獲得了國際市場的成功。 當我們談到品牌，很多人會說“國際化的思維，貼近當地市場的行動”。 但是在創意驅動的時尚市場營銷中，需要具有“當地市場的思維，和國際化的行動” 。
品牌的標識由一系列元素組成。 比如 中國設計師李陽 ，他也是FHCM的一員。 他來自中國，居住在澳大利亞和倫敦，在巴黎走秀。 他是一個多元化背景的國際公民，這是他作為設計師和他的品牌“Yang Li”的標識。 在很多其他藝術領域也一樣，比如音樂和電影。 印度的寶萊塢電影有些在國際上非常成功，有些在國內市場很成功。 中國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人口眾多。 品牌可能在國際上很成功，也可能只在中國市場獲得成功。
如果是創意品牌，他們需要和全球市場進行交流，千禧一代非常國際化。 上世紀70年代，品牌通過特許經營的方式與世界交流。 在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品牌花了很多精力來整合特許經營，解決品牌標識和供應鍊等問題。 我們現在處於一個“國際村”，如果是商業品牌，可以自己發展獲得商業的成功，而創意品牌需要和全球市場進行交流和合作。 時裝周是很有效的交流手段，創意品牌可以通過參與時裝週獲得來自世界的回應 。
| 責任編輯：Elisa
| 圖片來源：《華麗志》、FHCM官方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