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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聽說是敬重的導師鄧先燦推薦採訪，還在美國出差的駱建軍馬上給浙江線上記者打來了越洋電話，關於「中國芯」他有說不完的話，我們一聊就是一個多小時。
駱建軍（右）和自己的恩師鄧先燦合影。
浙江線上5月14日訊（浙江線上記者 鄭琳 通訊員 程振偉）聽說是敬重的導師鄧先燦推薦採訪，還在美國出差的駱建軍馬上給浙江線上記者打來了越洋電話，關於「中國芯」他有說不完的話，我們一聊就是一個多小時。
駱建軍是鄧先燦的弟子。上世紀90年代，駱建軍曾經在東方通訊成功開發光纖通信SDH/SONET系統的專用積體電路，當時比華為、中興還早。
但是那時候，國內業界還沒有認識到自主研發晶片的必要性。
也是在那時候，美國公司把駱建軍挖到硅谷，擔任高階設計師。又過了幾年，駱建軍就和楚傳仁先生一起在美國硅谷創業，成立了Baleen System公司，從事固態儲存控制晶片的開發。
後來，鄧先燦將自己這個最得意的弟子從美國召回杭州，讓其傳承自己在微電子研究中心的衣鉢，當了研究中心的主任和教授。當時，眼光長遠的鄧老就指示弟子，必須創立自己的企業：晶片必須產業化，必須走出國門，這纔是正確的生存和發展道路。
駱建軍由此創立了華瀾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並陸續推出了儲存卡、U盤、固態硬碟（SSD）、計算機介面及硬碟陣列等一系列晶片產品，不僅僅中國公司採用，也被國際市場接受，在中國大量進口晶片的背景下，逆向出口全球。
每個晶片都是
微觀世界裏的「超級城市」
「晶片確實很難引起人的重視，因為它太小了，比指甲蓋還小。」駱建軍說。
就是那麼一個小小的封裝起來的黑色小矽片，卻是一切電子裝置的核心，包括高鐵、飛機、電視機、手機的核心，甚至是發動機的發動機……
爲了讓普通人理解晶片的複雜度，駱建軍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
「拿到一般的顯微鏡下看，就像是一張上海市地圖；拿到更高階的電子顯微鏡下看，就能看到每家每戶的窗戶、陽臺，一扇扇門，一條條馬路；大家平常說的28納米、15納米，就是這個城市建築的最小尺寸。」
這個尺寸有多小？1納米大約相當於六萬分之一的頭髮絲。
如此細微的結構，只有在顯微鏡下才能顯現其巨集偉壯觀，所以，積體電路設計就更被人忽略了。
「但是今天，硅谷佔領了晶片設計和軟體這個產業金字塔的頂尖。」駱建軍說。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硅谷，擁有很多半導體生產線。硅谷也以此從一個葡萄園為主的乾旱山谷轉變為以「矽」工業為核心的高科技基地。
到了九十年代，這些生產線逐漸移到了美國偏遠地區、亞太地區，臺灣、韓國、新加坡就是在這個時期建立了很多生產線，積體電路開始發展起來。
「今天的硅谷，已經基本上沒有生產線。」駱建軍說。「以設計公司和軟體公司為主流。」
例如，全球GPU領軍企業（英偉達）、全球最大的可程式設計器件公司XILINX（賽靈思）、通訊晶片公司Broadcom（博通），都是沒有生產線、純粹靠智慧設計在領導全球某個產業方向。
晶片技術要靠一點點積累
沒有任何捷徑可走
駱建軍說，積體電路設計，就好像設計一座「新上海城」：馬路是7層甚至8、9層立交的；建築物有幾百萬座；擁有幾千萬人口，幾億扇門窗不斷開關；所有建築物的門窗一秒鐘要開關上億次，而且不能夠有一扇門窗的開關不準確。
「在這張超級地圖上，每個房間都要供電、供水，一兩個房間水壓不夠就可能造成電路計算不準確，你的飛機就可能掉下來，這就是失敗的晶片。」
積體電路晶片在設計環節出現任何一個小缺陷，就必須重來。重新設計又需要至少1年時間，幾千萬元的投入。
「所以積體電路設計需要從軟體到硬體的高超的設計、指揮、風險控制能力。」
為什麼中國積體電路設計公司那麼少呢？
面對這個問題，駱建軍解釋說，今天的積體電路設計包括兩大類，一類是特定技術要素的；另一大類實際上是系統級設計，用技術語言說是「片上系統晶片」（SOC），內部不僅僅有硬體電路，還有軟體在跑。
「設計這樣的晶片，實際上是設計一個完整的系統，就好比金庸武俠小說裏面，真正的高手是內功和外功一起修煉、都達到了極致的。而且，外功招式漂亮很容易，內功卻是一點點積累起來的，玩不得虛，必須十年磨一劍纔可能成功。我在學校遇到的學生，相當大一部分對硬體甚至有種‘畏懼’的感覺。」
現在的年輕人
鮮有願意從事硬體設計的
國內目前的情況，積體電路產業發展不如意，駱建軍感覺很無奈，但又認為可以理解，他感嘆說：「當年同班同學至今堅持做本專業工作的已經十不存一了。我們也不能要求大家都來搞積體電路，放棄房地產、放棄金融產業這樣的發財機會，這是不合情理的。」
他認為，中國科技產業的興旺，應該是各行各業都有合理的利潤，科技含量高、風險大或者付出勞動多的產業，就應該多得，這纔是「多勞多得」的基本立足點。同時，我們的晶片也要儘快融入高度國際化的全球半導體產業。
「積體電路行業，技術變革太快了，我們的學術團隊和教育系統也要加快改革。」駱建軍說，「大多數工科院校的老師，並沒有實際工業經驗。我們必須把產學研聯合提高到新的高度，要有更加接地氣的政策。當然，產學研是工科院校要倡導的，對於理論研究那是另外一回事。」
一個人精力有限，只能帶有限的學生，杯水車薪。「每個學生特點脾性不一樣，高階人才必須因材施教，不可能工業化量產。」鄧先燦先生說，而更讓她擔心的，是現在高校裡的年輕人，鮮有願意學硬體設計的。
「硬體設計的糾錯成本特別高，糾錯週期也特別長。而做成的晶片，卻又非常廉價，一個只賣幾毛錢。」鄧先燦說，「做軟體就不同了，除錯軟體的成本和時間比較少，而軟體工程師的薪水又很高，所以，年輕人都去做軟體設計了。現在又是網際網路時代，大家都去做網際網路創業了，還有誰來做晶片呢？」
然而，「無芯缺魂」的現狀必須改變。
「媒體上宣傳的這個芯、那個芯，包括華瀾微的儲存控制晶片，都解決不了中興的問題，因為中國需要的是成千上萬的晶片公司，從材料到加工，從裝置到設計，這是一個綜合國力的培養過程。」鄧先燦說。
她剛過完八十五歲生日，「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還在為中國的科技產業、資訊保安而努力。
「還有像林德俊先生，整理科研資料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駱建軍說，「我們這一代人，更應該冷靜下來，踏踏實實，每個團隊做精做強一個方向，如同一盞燈，當千萬盞燈彙集起來，就能點亮中國科技產業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