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視頻滋長，“有視頻有真相”的時代終結了？

4月17日，一條奧巴馬本人痛罵特朗普的視頻迅速躥紅網絡。 前半段視頻裡是一段圖像和聲音都非常“奧巴馬”的講解：“這個時代，你可能看到我們關於我們從未說過的話的石鎚，比如說’特朗普傻X’。”緊接著 畫面分成兩半，《逃出絕命鎮》電影導演Jordan Peele出現在畫面右側，他的聲音和嘴型完美移植到了奧巴馬的畫面裡。

這是BuzzFeed聯合Peele和猴爪製作公司推出的視頻，應用了目前飽受爭議卻廣泛應用的後期製作軟件DeepFakes。 視頻剪輯能隨時呈現一段你從來沒說過的話，一些你從來沒做過的事，比如奧巴馬這段視頻，代價只是56小時的加工剪輯和一位專業視頻編輯助理而已。

事實上，這種“移花接木”也已經不算新鮮事，一些色情影片裡，名人的脖子以下和名人本人毫無關係。 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到今天，技術的實際應用常常事與願違 。

有心造假的難度越來越低，一些免費AI軟件就能實現，FakeApp就是其中翹楚，只要被移植對象的圖像資料足夠多，就能輕鬆實現移花接木。 總統、名人和公共人物就成了重點目標，依靠手機端造假的視頻已經在Reddit和Discord上大肆流傳了。

互聯網從來都具備後現代狂歡的基因，從俄羅斯機器人的釣魚網站，到Facebook信息流的上癮操作，大眾造假就是當前的媒介貨幣。 身份認同變得極易變動，匿名者在製造粗俗與困惑，騙子能盜取人門完整畫像，DeepFakes似乎達到了互聯網歷史的頂峰。

“真實”二字變得毫無力量

俄羅斯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曾說：“真實”是少數幾個不打引號時毫無意義的詞。 他打了個諷刺的比喻：你我同時看著一個事物，你怎麼知道我們所看到的就是相同的呢？ 同樣的，基於合理性和經驗主義，媒體、政府和學術組織是在幫大眾整合輿論，教我們正確描述這個世界，哪怕脆弱的輿論在這幾年正一步步走向瓦解。 社交媒體帶我們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每個人的資訊環境裡都充斥著固有的偏見以及不合規的事實。 特朗普對謊話與陰謀的縱容，也導致一個非真相時代正在加速到來。

但似乎很快，我們又會迎來一個純真年代。 我們所處的世界，眼見也不一定為實，換句話說，現實世界的崩盤已經不遠。

我們依賴現實，渴求現實，彷彿活在亞伯拉罕·澤普魯德鏡頭描述的世界裡。 當初肯尼迪總統被刺殺，達拉斯裁縫家裡8mm家用攝像機正好捕捉到的影像佐證了這一事實。 在美國，未剪輯過的視頻有著極大的權威性，因為犬儒主義作祟，公眾對媒體的報導及其對事實的加工已經產生了盲目和非理性情緒，也是對近百年來的廣告、宣傳和 誇張的電視新聞的過度反映。

每一次醜聞被“記錄在案”都會攪動大範圍民眾憤怒，上兩屆總統大選中，這些真實的影像資料就起著重要作用。 2012年，米特·羅姆尼在佛羅里達籌款時公然抨擊47%支持奧巴馬的美國人，指責他們是聯邦政府撫養的弱者，剛好拍到這一幕的酒保，毫無疑問摧毀了羅姆尼的 總統競選之路。 如果僅僅記錄一些言語，或許不會產生這樣的影響，而這個從間接角度拍攝的視頻裡，記錄著餐具碰撞的叮噹聲響，來回穿梭的服務生手捧著紙巾，說服力遠遠超過了文字。

在《走進好萊塢》紀錄片裡，特朗普曾吹噓自己性騷擾某位女性，但他竟然沒受到什麼波及。 好在這一事件成為了引爆其它社會衝突的導火索——一段記錄運動員Ray Rice從酒店電梯拖出昏迷的妻子的加長監控錄像曝光，引出了NFL對傳聞已久的家暴事件的回應； 2016年明尼蘇達白人警察槍殺黑人Philando Castile事件中，Castile的女朋友錄下全程，並把視頻放到了Facebook。 關於警察暴行，此前的報導一直沒有引發公眾憤怒，但這段視頻的瘋狂傳播才讓政治家，甚至是少數強硬保守黨評論員意識到長久以來他們忽略的虐待問題。

我們相信自己的感官和眼睛之所見，但這些偽造視頻的出現正好可以利用大眾的心理。 密歇根大學的Aviv Ovadya將其稱為“信息天啟”，這些偽造視頻只會帶來更多動亂。 “披薩門”事件裡，如果後期剪輯時加入老闆色瞇瞇看著兒童的畫面，這樣的假新聞想必會引發公眾新一輪的情緒爆炸。

但問題的關鍵不只限於假新聞的擴散， 假 視頻會讓我們相信眼見也不一定為實 。 政治家和宣傳人員會充分利用這樣的懷疑。 一旦曝出不當行為的錄像，嫌疑人可以輕易否決，提出錄像為惡意編造。 特朗普採用的正是這種策略，儘管之前他承認《走進好萊塢》視頻的真實性，現在卻私下引導大眾懷疑視頻不是他的真聲。

人工智能讓真實世界加速崩潰

換句話說，偽造視頻最終會摧毀我們的信念，不再認可對公認現實的強大共識。 谷歌科學家Ian Goodfellow在《麻省理工科技評論》中說：“長久以來，我們信任視頻展示的真實世界，這一點實屬僥倖。”

人工智能的目的並非讓現實世界崩盤，但這的確是一些技術成果無限堆砌的結果，至少是無心之失。 我們認為矽谷的故事開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國際先進研究基金會，基金會和斯坦福大學的傳奇工程實驗室相隔不遠，專注於LSD實驗，周圍的技術人員則不可避免地借科學之名， 參與致幻行為研究，他們想發明新的機器，像藥物一樣實現人的意識轉移。

如此一來，電腦就能在現實中撕開一個口子，幫助人類從日常繁瑣的事務中解脫出來，將精力用在其他事上。 史蒂夫·喬布斯稱，服用LSD致幻劑是他“人生中兩三個最重要的體驗之一”。

真假虛實摻半的視頻，不是技術人員讓我們脫離真實的最終結果。 VR就是一個例子，營造一個讓人置身另一個空間的景象，通過眼睛和手柄“欺騙”視覺和感官。 視頻遊戲則是將玩家置身於交替出現的場景，植入另一種敘事。 然而，即使遊戲讓人上癮，也還未完全實現沉浸式體驗，VR或許可以實現這種效果，讓人看見或完全感知到遊戲角色的世界。 幾十年前VR技術被初次應用後，致幻劑反對者蒂莫西·利瑞說，VR是“新型LSD致幻劑”。

VR技術讓這個世界更有趣了，但如果大肆宣傳VR的擴展應用，如個人電腦和社交媒體，或許會讓VR技術成長為一個龐大的行業。 讓消費者沉迷，也容易被Google、Facebook等公司掌控，而VR技術“顛倒事實”的特點無疑會讓其進一步操縱消費者。 VR設計師曾說，在一些恐怖體驗中，不少消費者摘掉設備後依然有強烈的情緒反應，也有研究表明，用戶重返現實世界後，VR依然會影響其行為，或多或少讓 他們做出利他行為。

德國研究人員在試圖破解VR倫理時曾警告稱，VR的“全面性”，可能產生“精神或行為上的強大操縱能力，尤其背後有商業、政治、宗教和政府對其支持”。 VR先驅Jaron Lanier在最近發表的研究報告中表示：“從未有過哪種媒介能如此真切地描述美麗，面對恐怖時又如此脆弱。VR在測試我們，比以往任何一種媒介更能放大 我們的性格。”

或許社會會找到方法解決這些問題，或許我們可以學會在駕馭它時保持批判精神。 不過目前為止，人類面對欺騙和愚弄時表現出幾近無窮的易感性——輕易陷入自己信仰或自我投射的世界中去，無論有多麼古怪或有多少錯誤。 政府在面對新技術帶來社會挑戰的回應越來越慢，或許這次會直接避開。 現實世界怎麼構成？ 我們無法從認識論層面分析：它同樣也是政治問題，需要政府去解答某些深入人心的疑惑。

少數人或許還有時間或能力把幻想從真相中分離出來，但我們最希望的是將問題外包，讓報紙或大學，這些值得信賴、經過訓練、掌握知識的團體重建文化權威。 或許意識到危機的大型科技公司，也要承擔其這樣的責任。 比如說，在掌握著新聞和信息最重要的入口後輕易地壓制偽造視頻的傳播，但同時，他們需要承擔起現在所迴避的社會責任。

2016年，俄羅斯通過Facebook干預美國總統大選，Elon Musk坦白他理解人類生活，他講起一個在他圈子裡非常流行的牛津哲學家的理論：“ 我們都活在電腦虛擬世界裡，彷彿科幻電影或電子遊戲中的角色，我們生活在真實世界的可能性可能不過數十億分之一。 ” 如果這些技行業的領袖們都不相信現實世界的存在，或許我們再也無希望脫離當前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