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楓林網謹以此文紀念郝柏林先生（1934.6.26-2018.3.7）
1.相見恨晚
大學快畢業時就知道郝柏林的名字，真正認識他本人並一起工作則要晚得多，相隔了20來年。
知道他的名字是因為1963年在中關村新華書店買了一本Abrikosov，Gor’kov和Dzaloshinskii合著的《量子場論方法在統計物理學中的應用》中譯本，譯者為郝柏林。 那本書我當時看不大懂，但覺得肯定重要，因為那裡講的內容在大學課堂上沒有聽說過，很新穎。 心想：“這個郝柏林一定很有學問。”無獨有偶，1964年大學畢業後我到科學院原子能所當研究生，“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被吸收到代號為“6405”的研究反導彈系統目標識別 的項目組，參加理論預研。 當時從科學院圖書館借了一本Al’pert，Pitaevskii，Gurevich合著的俄文書《稀薄等離子體中的人造衛星》，試圖從中了解高速飛行體在電離層中所產生尾跡結構及其雷達截面 ，碰巧在那本書的借閱登記表最後一欄又看到了“郝柏林”三個字，表明他剛把這本書還回來。 遂心生疑問：“難道他會與我參加同樣的研究項目？”
疑問後來有了答案。 1968年我從原子能所研究生結業，人隨任務走，先分配到國防科委，再分配到七機部二院二十六所，經過兩年多的勞動鍛煉，最後在新建的專門從事反導彈 系統目標識別研究的二院二零七所落下腳，這個所匯集了中科院力學所、物理所，電子部新鄉電波所以及原二院從事6405任務的全部人員，只有我一個人從原子能所來， 剛好分在主要由物理所轉過來人員組成的第二研究室。 同室的同志們時常提起郝柏林，才知道他原來是物理所理論室的負責人、留蘇研究生，曾是物理所6405任務組的頭，1967年被該組造反派“奪了權”，被趕 出了任務組（據我後來得知，趕郝出任務組的事其實是由一位來自東北物理所的學理論物理的人籌劃的，他本以為趕走郝，自己就可以取而代之，結果由於 人品太差，什麼也沒撈到）。 對於郝的人品學識，大家贊不絕口，尤其是幾個和我年紀差不多的“老同志”，如室裡的負責人徐根興和激光雷達組組長仇維禮，都說造反派當年把郝柏林趕 出6405任務組是“自作孽”，不然二室的研究工作會做的好得多。 連當年參與驅郝的一位造反派小頭目（他後來成了我的好朋友），也在私下表示“悔不當初”。 尤其是1965年中蘇關係徹底破裂後從莫斯科大學回來的兩位留學生[1]，講起郝柏林在莫大當研究生時期的事蹟來，更是眉飛色舞，佩服的五體投地。 得知這些情況，心中自然產生了“如此奇人，何時能得一見？”的念頭。
粉碎“四人幫”後，1978年召開的“科學大會”決定重新恢復被“文化大革命”砸爛的研究生製度，在招生條例中特別加了“優先錄取文革中未完成學業的老研究生”的條款， 為像我這樣的人提供了新的出路。 二零七所中由科學院來的人居多，其中文革前入學的研究生就有十好幾個，大家早就厭倦了七機部的兩派鬥爭不斷、科學研究半死不活的環境，許多人想跳出這個“ 是非之地”，調回科學院去做點認真的研究工作，但一提申請，便被上級以“你們都是我所科研骨幹，不得調出”為由斷然拒絕。 恢復研究生製度的決定帶來了一線希望，想離開的人紛紛報名。 比我小幾歲的董錦明原來是物理所理論室李蔭遠先生的研究生，和我一樣也早有離開二零七所之意，不巧他當時正出差在外。 因報名截止在即，又沒法聯繫，我也就顧不得其它，撬開他辦公室的抽屜從一個證件上摳了張照片，自作主張地替他報了名。 董出差回來聽說替他報了名，很是高興。 小董做事一向謹慎，他提出得去找一趟郝柏林摸摸情況，聽聽他的建議，邀請我和他一起去見郝，我自然願意。 於是，找了一個星期天，我們去到位於西頤北館的郝柏林家裡拜訪，見到了這位我早就想見的人。 那次見面時間不長，主要是董錦明和他談，我旁聽。 具體講了些什麼記不得了，只記得郝對我們想“改換門庭”很理解並熱心地回答了小董的問題，痛快地答應了董報考他的研究生。 初次見面的印像是此人有學問沒架子，待人真誠，做事乾脆，是個可交之人。
經過兩輪考試，董錦明被錄取在理論物理所，做了郝柏林的研究生。 我投在物理所陳春先門下，隨慶承瑞老師做等離子體理論。 後來慶老師調到理論物理所，我也就成了該所的研究生。 1980年經何祚庥先生推薦，我到美國得克薩斯大學物理系學習，這段期間我和郝沒有什麼聯繫，只知道他在國內積極推動混沌研究。 1983年春節回國探親，郝邀請我回所裡就我的研究工作做了個報告，我當時的研究題目是“轉動等離子體的不穩定性”，在線性穩定性分析上很成功，可以解釋當時 美國利佛摩爾串列磁鏡的實驗結果，但從基本方程推出來的二維偏微分方程是非線性的，很難處理。 為此我會後專門向郝柏林請教。 郝仔細觀察這個方程的結構後，告訴我這個方程高度非線性，恐怕很難解析處理，除非找到特殊的變換將方程變成可解形式，否則只能用數值法處理。 那時他似乎已經接替何祚庥擔任了理論所的副所長，因所長周光召已擔任科學院副院長，由他主持所裡的日常工作。 故在這次會面中，他談到所領導希望我取得博士學位後回所參加科研管理工作，徵求我的意見，我給了正面答复，答應做兩年。
回到得克薩斯大學之後，經過相當長時間的折騰，偶爾閱讀一本大氣物理學的雜誌時得到啟發，幸運地找到了一種變換，得出了那個非線性方程的一個解析解——偶極渦 旋解，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於1985年春季學期取得博士學位。 可能是我求出的那個解比較新奇，給人們留下了好印象，我所在的聚變研究所和我簽了個兩年博士後的合同。 1986年春節後，突然接到郝柏林從北京的來信，信不長，大意是所裡的業務處長陳生忠同志生病，他忙不過來，需要我回所助他“一臂之力”，保住理論物理所 這塊基礎研究陣地。 我隨即向聚變所提出辭職，於5月29日離美回國，6月初到所報到，擔任了理論物理所的業務處長，從此開始了與郝柏林的長期共事。
2.共同奮鬥
初到理論所工作時，所址還在中關村一小對面的小院，不過最初的木板房已經變成了一個二層小樓。 到所不久，就碰到了協助李政道先生籌備建立高等科技中心的任務，周光召所長專門指定我負責協助籌備。 由於不習慣李先生的做事風格，在中心成立大會後因他的無理指責與他產生了激烈爭論。 之後因我斷然向周提出不再參加此項工作，科學院派來一位管外事的干部協助中心工作。 本以為就此可以安心做理論物理所的業務管理工作，不想以後又因我拒絕參加李政道的宴請和收受李發的“勞務費”惹出了更大的麻煩，一時間大有要將我趕出 理論物理所的氣勢。 不知他們搞了些什麼名堂，先是黨委辦公室主任找我談話，說“李先生對你的行為很生氣”。 接著是兩位我很尊敬的人物來表示“關心”，一個勸我“和李先生搞好關係”，另一個好心地主動為我聯繫到科學院其他所工作，叫人哭笑不得。 我將此事告訴了郝，問他我是不是該離開理論物理所？ 郝的回答很簡單：“中心是外國人辦的，外國人有什麼權利乾涉中國科學院的人事問題？”兩相對比，更感到老郝是非分明剛直品質的可貴[2]。 以後和他熟了，他告訴我他也有過因國外訪客不守禮儀而生氣的情況，也有人為此指責過他“對外賓無禮”。
1986年很快過去，理論所又到了領導換屆的時候。 因周光召當了中國科學院院長，主動提出不再當所長。 論人品、學識和領導能力，所內多數人都認為郝柏林是最好的候選人。 領導班子定不下來，所裡管理較亂，大家都希望郝能出來扭轉局面。 我們把這些想法告訴他，領導班子遴選組的何祚庥也和他談了話，鼓動他出來當所長。 他似乎有所觸動，答應自己去找周光召談。 沒有想到的是，1987年3月7日中午12點多，我在辦公室接到他的電話，說：“我正式宣布，從1987年3月7日11點起辭去理論物理所副所長的 職務。”我問他原因，他說見面再談。 見面時他沒多說與週交談的細節，只說從周對他說的第一句話裡就已經意識到，由於他在國內、國外多次公開批評科委主任宋健的錯誤科學政策， 上面不讓再擔任理論物理所的領導了，於是沒有多談當即提出辭職，時間是上午11點。 我感覺愕然，但也知道這是他的性格使然，無可挽回。 我當即提出，我本是回來助他“一臂之力”的，他不干了，我當然也應當辭職，他以不要把事情搞複雜、顧全大局為由勸阻了我。 所裡領導班子換屆之事，後來也以周光召繼續擔任所長，從一室請一位副研究員做副所長而了結。 我在兌現了自己做兩年業務處長的承諾後，於1988年6月回到室裡做研究工作。
脫開行政事務的郝柏林從此一心一意鑽研業務，寫書，帶學生，開討論會，和鄭偉謀及幾位學生一起深入研究符號動力學。 同時，繼續以開放的方式辦混沌動力學的學術活動，吸引了國內相當多院校的青年人到非線性科學研究中來。 這段期間，有兩次國際性活動給我留下了較深刻的印象，一次是1987年8月在北京大學舉行的以以非線性系統中的混沌現象為主題的暑期學校，一次是1989年 5月在天津大學舉行的以混沌現象實驗研究為主題的春季學校。 這兩次活動，因郝在國際學術界的聲譽，邀請到J.Ford，M. Feigenbaum，B. Haslacher，Per Bak，G.Casati，L.Glass，, Y.Couder，H.Swinney, M. Nezlin等國外著名學者講演，郝柏林、顧雁、張洪鈞、鄭偉謀等國內學者也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國際同行做了展示，是真正的國際交流，對提高我國非線性科學研究水平、培養人才 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3]。 此一期間郝發表了大量研究論文，並由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出版了他主編的受國際學術界讚譽的《混沌II》文集、“混沌的方向叢書”5卷，以及《初等 符號動力學及耗散系統中的混沌》英文專著。
1980年代中後期，科技部醞釀“攀登計劃（後改為973計劃）”立項。 由於郝在非線性科學研究中的突出成績，科學院政策局的李喜先同志通過我，多次請郝提出非線性科學的立項建議，郝柏林經過認真考慮寫出了科學、完整的立項建議書。 當時想要爭取進入攀登計劃非線性科學項目的單位很多，包括科學院的一些研究所和教育部所屬的若干重點大學，他們也都各有自己的立項建議。 我代表理論物理所參加了與科學院各所和教育部非線性科學協調組（記得他們的負責人是南京大學的王凡教授）為立項舉行的多次研討會，經過反复討論，最後在郝柏林建議 書的基礎上，綜合各方意見，由科學院數理化局和教育部科教司出面，以郝柏林、鄭哲敏、谷超豪三人名義，向科技部提出了立項申請書，經過兩輪答辯，1990年 非線性科學項目正式成為第一批10個攀登計劃項目之一，於1991年正式執行。 應當說，非線性科學項目的持續執行，大大提高了我國在這個領域的研究水平。 遺憾的是，由於當時科委將這個項目委託教委管理，項目首席科學家由教育部系統的科學家擔任。 郝曾因此對科技部和科學院領導有過意見，拒絕參加專家委員會。 但他在接下來的近十年中，不僅在非線性研究中取得了更大成績，而且和鄭偉謀一起，主編了由上海科學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非線性科學叢書”，這套叢書歷經10 年，共出了30本，其中不乏優秀作品，對國內非線性科學的研究和教學起了很大作用。
自郝柏林辭去副所長後，因周光召忙於院里工作，基本不到所裡來接觸群眾，對理論物理所的領導只能靠聽取匯報和髮指示進行，所內一時很不團結，意見紛紛， 科研工作大幅退步，新任副所長只得辭職，1989年後半年所內又出現了領導危機。 於是周光召再次提出不當所長，要重新配備理論物理所領導，為此院裡成立了以周及院人事局長為首的所領導遴選小組。 此時郝柏林已出國作學術休假，不過多數人還是希望他能出來就任所長。 我很清楚，他自1987年辭職之後決心不再擔任行政職務，要他改變決心非常困難[4]。 遴選新所長的事拖到1990年1月也沒有結論，一天下午何祚庥突然來找我，說院遴選小組與當時在美國得克薩斯奧斯汀的郝柏林聯繫，他拒絕出任所長，請我出面說服他 。 考慮到理論所未來發展，在與鄭偉謀商量後，我和郝做了長途電話交談，用他當年邀我回所的理由說服他考慮出任。 得到他口氣鬆動的答復後，何祚庥請周光召當夜向郝發出傳真，傳真中周表達了大意為“因當年身心受很大壓力，才與郝做了那樣的談話”的歉意並誠懇地期望郝能 回來“守住理論所這塊基礎研究的陣地”[5]，郝最後答應擔任所長。 週、郝二人這種相忍為國的高尚情操、令人感動。
郝大約是1990年9、10月回所就任的。 就任後院裡調整了所領導班子，由郭漢英、劉子中擔任副所長，我為所長助理。 郝柏林充分發揚民主、信任同志，調動領導班子各成員的積極性，領導大家在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從科研方向、青年科學人才的提拔引進及調動一二線工作人員積極性三方面下手[ 6]，較快地理順了各種關係，使所裡的學術研究逐步活躍起來。 之後他又領導新班子積極爭取資源，在創造理論物理科研條件上下了很大功夫。 當時所內經費十分困難，他親自出面，向院裡要來一筆經費購買了一批計算機，建立起所內計算機系統的局域網。 當時我國為加入WTO取消了國外書刊影印、各院、所圖書期刊訂購數銳減，他指示我多次向科學院申請圖書特別支持費，保證了理論物理所圖書館圖書期刊的訂閱數不減反 增。 更有遠見的是，他讓劉子中通過科學院竺玄副秘書長向院裡借了幾十萬元人民幣，加入科學院北郊的住房建設，為理論物理所爭取到十幾套住房，除解決了部分 職工的住房困難外，專門留了幾套，為理論物理所為吸引青年人才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條件。 經過近兩年的努力，理論物理所的科研成績顯著提高，僅科學論文一項，就從1989年全所只有三十多篇預印本的情況發展到1991一年在正式期刊發表七十多篇 論文的水平。 儘管大家對這些成績感到高興，但郝柏林心中顯然有更高的目標。 在此期間，他不止一次地對我提起他親耳聽到的蘇聯科學院列別傑夫物理研究所所長Basov和Prokholov介紹該所的一段話[7]，說那才是一個作基礎研究的 物理所應該追求的目標。 為了理論物理所的未來發展，他在未做滿一屆時就預先物色下一屆所長，以便過渡。 在1993年的一次所領導例會中，他首先提出動員蘇肇冰出任下屆所長。 得到一致同意後，他上上下下做了不少工作，使得蘇同意接任，之後又為蘇接任做了各種準備。 接任準備之一，是動員我不要卸任而留下來協助蘇工作，並說這是蘇提出的接任條件之一。 我本想在卸任後能多做點科學工作，但郝用我勸他上任時的同樣理由勸我，不得不答應再作一屆。
經過四年努力，理論物理所成為科學院內研究成果顯著、科研氣氛較好的研究所，郝柏林到屆卸任，重新全力回到科研第一線拼搏。 在他回到第一線後，我們仍然在兩件事上有過密切合作，一件是我繼續協助他籌備1995年在廈門召開國際純粹和應用物理聯合會（IUPAP）的第19屆國際統計 物理大會，另一件是他配合我實現了理論物理所第一批進入中科院“知識創新工程”的目標。
IUPAP的統計物理大會是每三年一次的國際最高水平的統計物理大會，從來沒有在中國召開過。 郝柏林在與國內有關人士商量後，於1992年第18屆統計物理大會期間，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下，通過激烈競爭，經IUPAP統計物理專業委員會（C3委員會）的投票表決，取得1995年第 19屆大會的主辦權，確定會議主席為郝柏林，會址定在廈門[8]。 之後成立的會議組織委員會由他當主席抓總，廈門大學物理系的陳麗璇教授和我當秘書長協助他做具體工作，分別在北京、廈門兩地積極籌備會議。 當時我們沒有舉辦這樣大規模會議的經驗，加之國內各方麵條件較差，需要克服許多困難，特別是經費困難[9]。 郝柏林以他非凡的組織才能、學術影響和務實精神，一方面頻繁與C3委員會聯繫、協商，決定了會議的顧問委員會並確定邀請報告人，審定12個專題的報告日程安排，協調了7個 衛星會議；一方面多次來往於京廈之間，取得廈門大學和廈門市政府對會議的大力支持，為會議的順利召開創造了條件。 特別是通過他的努力，從陳嘉庚國際學會申請到7萬美元的會議支持費[10]，奠定了會議召開的物質基礎。 1995年7月31日至8月4日，大會成功舉行，共有50來個國家和地區的700多位物理學家參加，對我國物理學界與國際同行的學術交流起了積極作用，由於會議盡 最大可能資助了發展中國家代表和部分青年學生與會，會後組委會收到他們寄來的不少感謝信。 而且從此以後，理論物理所和廈門大學物理系建立了特別的友誼關係。 至今我仍記得，會議第一天因13號颱風突然來襲，大樹被刮倒壓斷電線造成會場突然停電，郝柏林臨變不驚，從容地在黑暗中給大家介紹廈門和廈大的 歷史掌故，會場保持不亂。 不到30分鐘電線修好，恢復供電，會場一片掌聲。 當然我也記得，因颱風造成食堂冰箱斷電，部分食物變質，引起當晚少數國內代表進食後上吐下瀉的沉痛教訓，作為大會秘書長至今仍感內疚。
我退休前不久的1997年，郝柏林已下決心轉入生物學研究，我退休後，他到上海復旦大學物理系兼任教授，擔任復旦大學理論生命科學中心主任。 此後雖然相互聯繫不再像過去那樣緊密，但為國家富強的共同奮鬥並未結束。
3. 幾點感想
自與郝柏林結識，已近28年。 這些年來，因與他工作上頻繁接觸和經常的思想交流，結下深厚友誼。 郝柏林長我四歲，我一直把他看作是亦師亦友的兄長，對他的非凡才能和優秀品質，深為敬佩。 敬佩之處概括起來，除上述各點之外，尚有以下五端。
（1）縱橫捭闔、所向披靡的理論物理學家
從1959年大學畢業算起，郝柏林堅持理論物理研究已過半個世紀，相繼在凝聚態物理、統計物理、計算物理、混沌動力學、理論生物物理等跨度很大的方向上做出了大量有 影響的開創性成果，實踐了已故彭桓武先生對理論物理學家的期望：“用理論物理的知識，解決實踐中遇到的一切問題，縱橫捭闔，所向披靡。”在此過程中，他始終本 著“人生道路只能順乎國家民族大潮，但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放棄個人奮鬥”和“先投入真正的戰鬥，在戰鬥中抓取必要的知識”【1】態度，無論是在完成國家任務 進行應用研究，還是從事基礎研究，都能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勇往直前，銳意開拓。 他曾告我，1962年在蘇聯當研究生時翻譯Abrikosov等人的那本書，有過只吃點麵包和喝茶，創造一晝夜譯出一萬字的記錄；而做出以他和於淥署名 的那篇有名的用骨架圖計算臨界指數的工作，是他因病臥床時完成的。 我清楚記得，2000年前後他闖入物理學與生物學結合的理論生物物理領域時，為掌握生物學知識，他每天背25個生物學單詞的情景，須知此時他已66歲了！ 與他這種執著精神相比，我自感慚愧。
（2）堅持真理、捍衛科學純潔性的不懈鬥士
郝柏林疾惡如仇，始終與反科學和玷污科學殿堂的人和事開展鬥爭，科學界人所共知。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當權勢很大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鼓動人到科學院物理所“批判”愛因斯坦相對論時，郝柏林和物理所的兩位同事[14]就站出來 予以駁斥，並寫出有理有據的文章，揭露這種“批判”的荒謬[15]，這在當時需要很大勇氣。 對於違反科學道德的種種惡劣行為，郝柏林更是從維護科壇純潔的高度在報刊公開揭露，從1992年從意大利得里亞斯特寄信託我轉《科學報》揭露李富斌剽竊他人文章，到 2007年向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所舉行的討論會提供書面發言，公開揭露某些現任最高科學機構領導人“官越大，文章越多”侵犯他人著作權以及一些高官侵占集體成果的“’ 呂不韋式’著書”的卑劣行為，郝柏林作為科學界正義呼聲的代表[16]，與嚴重腐蝕我國科學研究肌體的蛀蟲們進行了持續的戰鬥，他的這些匕首、投槍式的戰鬥檄文， 已收集於《負戟吟嘯錄》的“學風篇”【2】中，讀之令人振奮。 在得到科學界廣大正派同行支持的同時，他也受到那些躲在陰暗角落裡的蛀蟲們的匿名攻擊。 作為他的戰友之一，我有幸在一些場合與他並肩戰鬥，頗感自豪。
（3）普及科學的行家里手
郝柏林的著作中，除系統總結某一領域的專著及大量原創性科學論文外，他的科普著作在國內也很有名。 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科學普及書不是科學幻想小說。它既要正確地介紹最新的科學成果，又不能要求讀者有高深的科學準備。它不能天花亂墜地漫發議論，同時又要引人入勝，使 讀者有所收益。正處在研究前沿的科學家，要在反复思考形成腹稿的基礎上，放下手邊事，靜心寫作。更要善於從自己熟悉的的大量科學事實中，選取少量最好的事例， 既把它們歷史地貫穿起來，又鋪陳於廣泛的科學背景之中，才能成就一本好書。”【3】他和於淥合著的《相變和臨界現象》[17]，他和張淑譽 合寫的《漫談物理學和計算機》正是這樣經過作者如蜜蜂採蜜般辛勞抽取科學精華而奉獻給讀者的好書。 他的大量科普文章，無論是萬字以上的長篇[18]、數千字的中篇[19]，乃至只有700來字的短文“’懶螞蟻’的故事”[20]，都寫得寓意深刻 、邏輯嚴密、文字生動、舉例形象，使不同文化程度的讀者既能獲得科學前沿的知識，又能享受科學殿堂的美景。 郝柏林熱心科普並善於科普，以我之見，當今中國物理學界尚無出其右者。 他每到一處，只要有機會，必做科普報告，宣傳基礎研究的重要，頗有乃父郝景盛老先生當年奔走全國各地，教人植樹造林，鼓吹“森林萬能”之風[21]， 令人欽佩。
（4）重友念舊、愛才識人
郝柏林重情義，對師長的教誨之恩，對朋友們的幫助之功，常口頭或為文提及。 在2012年紀念王竹溪先生誕辰100週年的的發言[22]中，他深情地回顧了王先生對他這個“門外弟子”的特殊關懷；在懷念亡友陳春先的文章中[23]，他 追憶了自己被陳從停留在北京前門火車站站台上的千名回國留蘇畢業生中“撿”到物理所的軼事和在“陳春先學派”中成長的歷史，滿含感激；在與另 兩位同事合寫的“懷念優秀青年物理學家孟憲振”[24]中，表達了對這位文化大革命初期含冤去世亡友遭受迫害的義憤的沉痛悼念，令人心碎。 而孟正是當年勇闖陳賡大將辦公室，把陳春先“搶到”物理所來的人。 郝柏林也和這些提攜過他的人一樣，愛才識人，努力提攜比自己年輕的人。 僅以兩位歐陽為例。 歐陽鐘燦在德國做博士後期間，在液晶生物膜研究中取得很大成績，1989年申請回理論物理所任職，所內一些人以其研究內容“不屬理論物理”為由反對接收他，關鍵時刻 郝柏林力排眾議，堅持將歐陽留所。 郝1990年任所長後，大力支持此一方向的工作，此後歐陽鐘燦因工作成果出色多次獲獎，被選為中科院院士。 另一位歐陽是首先在實驗上實現圖靈斑圖的歐陽頎，他的工作因實驗證實圖靈四十年前提出的“圖靈猜想”而聞名於國際非線性科學界，他早在1992 年就希望回國工作，但一直未找到合適的接收單位。 1996年我接到他的電子信重提此事，告訴郝柏林後，他親自跑到北京大學與當時北大校長陳佳洱聯繫，很快落實了歐陽頎在北大物理系的工作。 歐陽頎去年也因研究成績出色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郝柏林對這些有為後輩的無私幫助，使我感動。
（5）善於總結，勤於筆耕
郝柏林能在科學上取得很高成就，與他善於總結、勤於筆耕有很大關係。 據我觀察，郝每對所鑽研問題有所斬獲，必著一研究論文以記之；每對一領域有透徹理解，必著一專書以述之；每對若干題材經反复琢磨、錘煉有 特殊心得，必有一科普文章或書籍問世。 郝柏林不僅善於總結自己的工作，亦善於總結他人的工作，每設定所攻課題，必廣覽文獻，融會貫通，寫就綜述文章，適足以啟人心智。 他那篇中外有名的關於混沌的長篇綜述和為2005國際物理年所撰“布朗運動理論一百年”[25]，即為此中佳作。 郝柏林還善於保留資料，每有文字發表，必收之於用大信封拆開一側的自製檔案夾中，每有即席演說，必在事後追記於文字，每聽人報告，必記入手持 之厚筆記本中。 郝柏林的這一良好習慣不僅使得他著作等身，而且使得許多可能埋沒的材料存留下來[26]，更使得他日後為文有根有據。 與他這一優良習慣對照，尤顯我之疏懶，從事國防科研十幾來年竟未留得片紙隻字，後來寫過的許多文字，也因隨意棄置而流失無踪，實可嘆惜。
許多朋友跟我談起老郝，都覺得憑他的才能、人品、抱負和眼界，本應有更大的用武場所供其發揮。 然而古往今來，歷朝歷代，朝堂之上多有庸碌之人，草莽之中不乏治世良才。 郝的一生既未發達到“居廟堂之高”，也未窘迫到“處江湖之遠”，能在有生之年，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業並多有斬獲，發表自己想抒發的見解並得到同仁之贊同 ，在我看來，也算是一種“得其所哉”。 詩聖杜甫就曾寫過：“仁人誌士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27]，誠哉斯言。 郝在與我的交往中，雖經常慷慨激昂地抨擊一些昏官的昏言昏舉，然純出公心，從來沒有感覺出他有“取而代之”之意，這也是我敬佩他的地方。
今年是郝柏林同志八十大壽之年，謹以此文為他祝壽，祝他和張淑譽大姐繼續“徹底合作”[28]，身體安康。 順湊36句韻語為賀：
六四零五惜未逢，一九七八方識君。
感君“求援”傳書信，束裝回國共擔承。
二十八年同奮鬥，學識品德感我心。
鑽研學術入堂奧，判斷方向遠且深。
縱橫科壇任捭闔，數理生物皆貫通。
報國心切請戰急計算天線析地震[29]。
臥床苦研骨架圖，三維模型探伊辛[30]。
格林函數匯統計，混沌分形覓新奇。
實用符號動力學，十年辛苦終創立。
生命演化尋奧妙，溯源遺傳添新枝[31]。
領導科研多謀略，光明正大重集體。
燕趙自古多豪傑[32]，勇鬥歪風鎮邪氣。
愛才識人攜後輩，尊師敬長重情義。
辯才無礙文章精，普及科學傳真理。
善於總結勤筆耕，宏篇短章皆至知。
愛國自強繼家風，才高志遠孰堪比。
老來許國志愈堅，雙鬢已斑望自惜。
伉儷牽手共扶持，徹底合作永比翼。
[1]這兩位同志一位是學物理的籍全權，後為207所研究員，另一位是學計算數學的侯廣坤，後為中山大學教授。
[2]此事後來的結局是不了了之。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李先生以後一茬又一茬把他那個中心具體負責人“炒魷魚”，我不同，是自己“炒”了自己。
[3]這兩次活動的主要科學報告成文後，發表在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的由郝柏林主編的文集Direction of chaos 第2卷（1988）和第3卷（1990）上。
[4]記得在他出國前的某一天，我和鄭偉謀在他辦公室的黑板上看到他抄寫的李清照贊項羽的詩：“生當為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 江東。”好像在表示某種決心。 我們頗不以為然，我在旁邊開玩笑地寫下：“婦人之見，不見唐人杜牧所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乎？”， 與李詩對抗。 不知郝讀後有何感想，只是第二天再進他辦公室時，兩首詩都擦去了。 但從此事可知，1987年3月7日與周光召的談話，對他傷害之深。
[5]郝曾將這篇傳真發給我看過，故記得其大意。 關於郝在理論物理所辭職、任職的部分情況，郝曾以“理論物理所：辭職、任職、卸職”為題發表在2009年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出版的《負戟吟嘯錄》102-111 頁。 我在此文中所述情況僅是我個人的觀察和感觸。
[6]包括改組開放所學術委員會，實行真正的所外委員多數制決定所的研究方向，組織申請國家支持的理論物理重點項目，團結全國理論物理界同事，大力開展“開放所”項目研究； 在研究人員中將鄭偉謀、歐陽鐘燦、吳可三位優秀年輕人破格提拔為研究員，從國外引進喻明、杜孟利等青年人才；一次性地解決過去長期積累下來的二線人員職稱問題等，極 大地調動了各類人員的工作積極性。
[7]郝在2008年紀念理論物理所成立30週年的即席發言中又介紹了這段話，其文字以“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30年”發表在他在科學網的實名博客和《負 戟吟嘯錄》131-132頁。
[8]當時有意當東道主舉辦此會的有三家，中國大陸，中國台北物理學會和日本。 我們將會址選在廈門，本是想和台北物理學會聯合舉辦，但他們藉其申辦人為C3成員的便利及台灣當局支持10萬美元的財力，竭力拉攏部分C3委員，與我們對抗，要把 大會拉到台北舉行。 在當時因“6.4風波”一些西方國家仍“制裁”我國、國際科學界的許多朋友也對我們有誤解的形勢下，郝柏林堅持原則，積極工作，以出色的外交才能爭取到多數C3委員的 支持，並取得日本申辦人不參加申辦競爭的諒解，最後經C3成員西班牙朋友Manuel Velarde教授提議，在他和日本的鈴木貞雄兩位介紹申辦情況的非C3成員不退場情況下，12位委員對 會議在在廈門還是台北舉行投票，以7比5的結果決定在廈門舉辦，可謂險勝。
[9]當時能從中國科學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和科技部申請到的會議支持費僅有30多萬元人民幣。
[10]後來，曾任廈門大學校長的陳傳鴻教授又負責從廈門各界人士中募得人民幣幾十萬元，支持大會。
[11]語出福州鼓山湧泉寺布袋和尚楹聯：“日日攜空布袋，少米無錢，卻剩得大肚寬腸，不知眾檀越信心時，用何物供養；年年坐冷山門 ，接張待李，總見他歡天喜地，請問這頭陀得意處，是甚麼來由”。 一次去福州開會時與鄭偉謀同遊鼓山，見此聯別有感觸，特記下請鄭書寫後貼在我辦公室牆上。 彭桓武老先生讀後曾不無感慨地說：“你劉寄星就是為理論物理所這座窮廟討吃的布袋和尚啊！”當時理論物理所全年總經費只有100萬元左右，為維持支撐 機構運行，每年都得向科學院申請些“補助費”。
[12]郝柏林的這封信後來以“就理論物理戰略發展致路甬祥的信”發表在他的《負戟吟嘯錄》中，並自註這是“幫助蘇肇冰所長敲一點’ 邊鼓’”，見該書117-118頁。
[13]據繼蘇肇冰後接任所長的歐陽鐘燦告我，路在郝的信上有批示，其中一句是“知識創新工程就是要支持像理論物理所這樣的研究所”。
[14]此二人為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員賴武彥和沈覺璉。
[15]郝柏林，“‘批判愛因斯坦’追記”，見《負戟吟嘯錄》121-126頁。
[16]科研第一線的人員對於某些科技領導人竊取他們勞動成果的行為早就深惡痛絕，多年來國防科技戰線流傳的一首仿宋詩“蠶婦”的順口溜“昨日慶功會，歸來淚滿 襟。披紅帶花者，不是科研人”，表達了廣大科研戰士這種憤怒而又無奈的心聲。
[17]該書2005年再版時，作者中加入了陳曉松。
[18]如“牛頓力學三百年”、“分形與分維”、“混沌現象的研究”、“複雜性的刻畫和‘複雜性科學’”、“物理學和生物學”等。
[19]如“談談統計物理的對象與方法”、“生物信息學”、“分子進化和細菌分類”等，這里和上一腳註所列文章均收集於《混沌與分形：郝柏林科普文集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上海）。
[20]見《混沌與分形：郝柏林科普文集》，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上海）314-315。
[21]郝柏林之父郝景盛老先生（1903—1955），我國著名林學家，植物學家，生前為國家林業部總工程師，畢生為中國林業奮鬥。
[22]郝柏林，“我的恩師王竹溪”，《物理》41卷（2012）455-457。
[23]郝柏林，“陳春先在1959—1966”，《負戟吟嘯錄》238-244。
[24]蒲富恪、章綜，郝柏林，“懷念優秀的青年物理學家孟憲振”，《執戟吟嘯錄》220-224。
[25]見《物理》，40卷（2011）1-7頁
[26]如無他這種習慣，當年他所參加的國防任務如氫化鋰能帶計算和套磁天線計算（1019任務）等寶貴材料極可能完全湮滅。
[27]杜甫，《古柏行》。
[28]語出《混沌與分形：郝柏林科普文集》郝所寫“前言”。
[29]郝1969年底主動請纓參與國防任務套磁天線計算和1976年唐山地震後主動請纓參與地震監測方法研究。
[30]郝於文化大革命末期曾獨立鑽研三維伊幸模型，得到封閉近似解，被王竹溪先生稱為“三維伊幸模型的最佳結果”。
[31]郝柏林最近十年致力細菌進化親緣樹研究，大有所成。
[32]郝柏林與蜀漢名將趙云同鄉，籍貫河北正定，該地戰國初期屬中山國，後歸趙國。
參考文獻
【1】郝柏林. 先投入真正的戰鬥. 見：混沌與分形：郝柏林科普文集. 上海: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4,340-353
【2】郝柏林. 負戟吟嘯錄——一個前沿戰士的對中國科學的感懷. 新加坡: 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9,196-218
【3】郝柏林. 推荐一篇優秀科普讀物——《從肥皂泡到液晶生物膜》. 混沌與分形:郝柏林科普文集.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4,30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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